“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两个大局’交织的外部环境决定了煤炭行业必须走清洁高效利用、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的新路，扛起能源兜底保障的责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说，“未来煤炭的定位可以用九个字进行概括——压舱石、原料库、新宝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袁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煤炭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找准定位，突出创新核心地位，有力支撑“双碳”战略实施。
袁亮指出，煤炭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对煤炭的年需求量将保持在35亿吨至42亿吨。作为实体经济的宝贵“原料库”，煤炭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煤炭还是初级产品供给的“新宝藏”，在目前发现的173种矿产中，超过80种与煤炭共伴生赋存，是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关键性、基础性资源。
统筹煤炭安全开采和环境保护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煤炭肩负着兜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需统筹煤炭安全开采和环境保护工作。”袁亮说。
袁亮指出，2022年，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56.2%，“以煤炭安全保障的确定性应对了地缘事件与极端天气等不确定性”。然而，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平衡，开采条件极其复杂，多数资源在深部。在5.97万亿吨煤炭资源储量中，1000米以深的占53%。我国中东部重要产煤省份埋深1000米以深的煤炭资源占预测总量的65%至92.4%，大部分矿井已进入深部开采阶段；西部地区矿井采深正以平均每年10米至25米的速度向下延伸。
“兜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开采深部煤炭。”袁亮说。由浅部走向深部，深井煤岩非线性行为、高应力和高能级灾害、深井煤岩体多场耦合、深井岩层移动传导复杂度等更加凸显，现有适用于浅部煤层群开采灾害治理的传统理论和技术逐渐不适用。同时，煤炭开采导致土地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亟需加强深部煤炭资源安全高效开采与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基础研究。
袁亮建议，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境保护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持在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境保护领域具有领先创新能力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瓦斯动力灾害防治、绿色低损害开采、深地原位实验等基础研究。鼓励和支持围绕深井煤炭安全高效开采、黄淮海煤粮复合区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科研攻关，加强前瞻性核心关键技术及装备储备。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以率先进入深部开采、灾害特征显著的中东部典型矿井为切入点，布局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国家重大专项等重点项目，支撑国家实验室煤炭深部开采领域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破解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境保护重大科技难题。鼓励支持煤炭头部企业围绕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境保护现实难题，采用“揭榜挂帅”等方式攻克关键技术。支持建设黄淮海冲积平原等煤粮复合区典型矿区深部煤炭资源安全开发与环境治理示范工程，引领我国深部煤炭资源低损伤安全开采与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绿色低碳发展。
支持煤炭与共伴生资源绿色协同开发
袁亮认为，绿色安全高效开发煤炭与共伴生资源有助于增强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体系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韧性，提升石油、天然气等共伴生资源开发量，支撑多能互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避免粗放式、强干扰、高污染的单一资源开发方式引发的资源能源浪费和生态环境、工程安全以及经济社会问题。
据了解，在超过80种与煤炭共伴生赋存的资源中，煤系共伴生煤层气36万亿立方米、石油1037亿吨、铀2万吨、铝土矿32亿吨、高岭土22亿吨、镓102万吨等。然而，煤与共伴生资源协同开发是世界性难题。我国煤与瓦斯共采水平居世界前列，但共伴生资源整体开发不够平衡，利用规模不够大，工程技术难题与关键科学问题依然突出，协同开发机制亟待创立。
为推进煤与共伴生资源绿色协同开发，袁亮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启动国家战略规划研究。加快制定专项规划和行动方案，引导资源投入，汇聚政府、企业等各方力量协同开发利用煤与共伴生资源。建立综合协调管理机制，完善治理体系。围绕保护煤与共伴生资源、提升节约集约开发水平，科学设立矿权，加大资金项目和财税支持力度，开展示范工程建设。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支撑能力。聚焦煤与铀、油气等战略性资源协同开发基础理论、协同机制、技术装备前沿科技领域，将核心理论、关键性技术装备攻关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立项等。
三是加强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落实重大战略部署。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布局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优势创新单元，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鼓励支持具有先发优势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行业特色高校，建设煤与共伴生资源协同开发方向的世界一流学科。
开发废弃矿山绿色资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袁亮表示，废弃矿山是构建“多能互补”新型能源体系的天然基地。目前，我国废弃矿山有1万余处，赋存的煤炭资源量达420亿吨、非常规天然气近5000亿立方米。废弃矿山地下空间资源超156亿立方米，目前已有及未来预计新增的采煤沉陷区面积超6万平方千米。
“新型清洁能源供储潜力巨大，可以有力支撑‘双碳’战略实施。错过稍纵即逝的废弃矿山开发利用‘窗口期’，未来开发成本巨大，并将付出安全、科技、环境、经济等高昂代价。”袁亮说。
袁亮指出，我国废弃矿山开发利用整体意识淡薄、基础理论薄弱、关键技术不成熟、体制机制不完善，矿山生态修复相比发达国家起步晚20年至30年。矿山生态恢复及复垦率仅为20%，目前仍有200余万公顷损毁土地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为此，袁亮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继续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废弃矿山绿色资源治理体制机制。将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作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支撑“源—网—荷—储”系统建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企业主体地位，鼓励支持企业修复和开发利用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建立废弃矿山能源资源综合协调管理机构，构建“源头预防、过程控制、综合治理、收益共享、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治理体系。
二是以科技政策为支撑，加大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科研攻关支持力度。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为牵引，布局国家级科研项目，支持废弃矿山“多能互补”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废弃矿山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重点领域科研攻关。以“多能互补”清洁能源供应中心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打造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研发、实验和推广基地。
三是以经济政策为牵引，推动资源型行业和城市发展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将废弃矿山资源化利用纳入地方政府绿色GDP核算体系，创新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数据收集监测技术与管理机制，统一数据统计口径，推动数据联通共享，建设能源大数据平台。加强数据归集运用，深化绿色税制改革，以绿色GDP约束指标助推废弃矿山资源化利用和区域行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以产业政策为托举，引入政府与社会资本，盘活废弃矿山绿色存量。加大财政补贴、减免税、专项基金等政策支持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实施废弃矿山生态补偿机制，设立恢复（治理）基金，支持废弃矿山修复。探索碳市场等定价机制，采用PPP等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促进绿色产业与金融有机结合，推动废弃矿山由“碳源”向“碳汇”转变，建成一批国家级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助力“双碳”战略实施示范工程。
（来源：中国煤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