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保持在75%和70%左右。”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虽然近年来随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煤炭消费比重逐步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煤炭仍将是我国主体能源，煤矿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废弃矿山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如何更好地挖掘其潜在价值？将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又该如何解决？袁亮给出了他的答案。
废弃矿山新型清洁能源供储潜力大
袁亮告诉记者，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差异大，开采条件极其复杂，多数资源集中在深部，例如在5.97万亿吨煤炭资源储量中，1000米以深的煤炭资源储量占总量的53%。此外，矿区煤炭资源开发强度不断加大，煤矿资源逐渐枯竭，产能接续面临困难。“在我国煤炭14461亿吨已探明储量中，绿色煤炭储量仅为5049亿吨，煤炭总采出量仅约1515亿吨，难以有效支撑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废弃矿山达10000余处，其中赋存的煤炭资源量高达420亿吨。废弃矿山地下空间资源超156亿立方米，目前已有及未来预计新增的采煤沉陷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千米，新型清洁能源供储潜力巨大。”袁亮表示，以安徽淮南某煤矿为例，该矿于2012年12月建成投产，2018年9月关井。原设计生产能力为3.0Mt/a，但主要生产系统留有8.0Mt/a的生产能力，矿井采用立井、多水平、分组集中大巷的开拓方式，最大深度1040m，开拓系统巷道硐室地下空间约30万立方米，矿井关闭后保留了通风、运输、抽采、压风等系统，为废弃矿井资源化利用、深地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场地。
袁亮坦言，废弃矿山是我国“富煤”能源禀赋遗留下的宝贵资源，也是构建“多能互补”新型能源体系的天然基地。我国风、光、热能储量丰富，然而新能源的随机性、波动性为其稳定开发利用带来了挑战。加快发展新型储蓄供能体系是保障绿色低碳能源安全供给的重要保障，废弃矿井是规模化清洁能源供给储蓄分布式载体。
废弃矿井多能综合开发利用难题多
“目前，我国废弃矿山开发利用存在整体意识淡薄、基础理论薄弱、关键技术不成熟、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袁亮称，废弃矿井多能互补低碳绿色开发利用涉及多学科交叉领域、内容错综复杂，实施过程需要解决诸多科学问题，如数字工程地质、多场时空耦合演化、功能地层空间维稳、风险超前精准预警、智能应急抢修救援等方面均面临挑战。
袁亮表示，深入推进废弃矿井绿色低碳多能互补体系建设，以废弃矿井地表地下空间为载体，数字孪生技术为支撑，多维度分级分类分区域联动能源生产、储备、供给与碳捕集、利用、封存，构建集风、光、热、水清洁能源生产、储备、转换与生态工程固碳于一体的产-储-固智慧新型负碳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将实现清洁能源稳续供给、碳永久封存、能-碳平衡共存。
“推进废弃矿井多能综合开发利用，不仅为新能源消纳提供广阔空间，大幅度提高新能源电力的占比，还可以有效减少煤矿关井之后对生态、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此外，也有利于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落实，增强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能力。”袁亮说。
健全废弃矿山绿色资源治理机制
我国矿山生态恢复及复垦率仅为20%，仍有200余万公顷损毁土地面积没有得到有效治理。袁亮表示，要立足碳约束下国家发展重大能源战略，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革新科技成果，赋能废弃矿井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推进绿色清洁能源供给、新型储蓄能建设、生态工程固碳建设，加快形成时间、空间多维度废弃矿井综合绿色低碳多能互补体系。
“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废弃矿山绿色资源治理机制。将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作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支撑‘源-网-荷-储’系统建设，鼓励支持企业修复和开发利用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并建立废弃矿山能源资源综合协调管理机构。”袁亮认为，“也应将废弃矿山资源化利用纳入地方政府绿色GDP核算体系，创新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数据收集监测技术与管理机制，统一数据统计口径，推动数据联通共享，建设能源大数据平台。”
袁亮进一步指出，要引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盘活废弃矿山绿色存量。加大财政补贴、减免税、专项基金等政策支持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实施废弃矿山生态补偿机制，设立“恢复(治理)基金”支持废弃矿山修复。探索碳市场等“定价机制”，采用PPP等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促进绿色产业与金融资本有机结合，推动废弃矿山由“碳源”向“碳汇”转变。
（来源：中国能源报）
